导言：“逊奈”及其在伊斯兰中的崇高地位

“逊奈”指的是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语、行为、他所默许的圣门弟子言行，以及他的生活方式。它是整个伊斯兰立法系统的依据。安拉在《古兰经》中命令穆斯林要效仿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聆听并服从他的命令。它同时是伊斯兰教诲的最高实践典范，也是《古兰经》的最权威注释。没有“逊奈”，我们就无法真正全面地理解和实践伊斯兰。[1]

众所周知，“逊奈”是以圣训文献的方式被保存下来的。“逊奈”的保存问题，实际上就是对伊斯兰经典之纯洁度的保护问题。如今这个问题变得更加重要，因为许多人对“逊奈”的保护和传述没有正确的认识，对所传述圣训的可靠性持怀疑态度。

安拉保护“逊奈”的方式

安拉穆斯林承担起保护“逊奈”的责任。保护的方式多种多样，这些方式世代流传下来，没有时间上的差异，更没有原始材料和圣训的遗失。保护“逊奈”的因素和方法如下：

圣门弟子们对这一重大责任的理解与实践

《古兰经》明确告诉我们，以前的民族因为曲解和篡改明文而未能忠实谨慎地保护降示给他们的启示[2]。圣门弟子们知道先知穆罕默德是封印的使者，在他之后没有先知和使者，因此，保护伊斯兰教义的使命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他们的肩膀上。他们要确保教义被歪曲的历史不再重演。同时先知也明确要求他们铭记他的教诲，并完整地传达给他人。比如，在辞朝演说中，他告诉他们：“在场的人要传达给不在场的。或许被转告的人比传达者更能领会。” (《布哈里圣训实录》、 《穆斯林圣训实录》)

类似的指示还有很多，都被圣门弟子铭记并记载下来。比如先知还说：“愿安拉赐悯这样的人，他听到我的话背记下来并传达给他人。也许被传达者比传达者领会的更好。”[3]

与此同时，先知严厉禁止以讹传讹，严厉禁止假借他的名义而传述：“你们当替我传达，哪怕是一句经文。你们传述以色列的故事，也无妨害。但是，谁故意借我的名义而伪造传述，谁就等着进火狱吧。”(《布哈里圣训实录》) 这一警告，看来在很多场合都曾提到过，因为类似的话被五十多个圣门弟子记录并传述了下来。[4]

因此，圣门弟子们意识到，他们必须谨慎地传述圣训。他们深刻理解以讹传讹、借名假造圣训的危害及罪过之严重。《布哈里圣训实录》中记载，当圣门弟子祖拜尔被问起为何没有传述那么多圣训时，他说，我从未离开过安拉的使者，但我听他说过：“谁替我传达而错传，谁就准备好火狱的位置。”对此，伊本·哈加尔 [5] 注释：祖拜尔的意思不是说以先知的名义伪造圣训，而是说他担心传述太多，会出现错误，这些错误会让他处于圣训所警告的讹传者之列。[6]

圣门弟子艾奈斯·本·马利克也说：如果我不担心犯错，我必定告诉你们许多我听到的来自穆圣的言行。但我听他说过：“谁借我名义错误地传述不属于我的言行，谁就准备好火狱的位置。”[7]这再次意味着圣门弟子艾奈斯明白，这段圣训的警告也同样应用于传述圣训时无心犯错而犯错的人。

事实上，艾布·胡莱勒等许多圣门弟子都致力于学习和背记圣训。他们没有过度地担心犯错。另一方面，没有致力于学习的人会有更多担心，因为当他们传述穆圣的话时，他们担心自己糟糕的记忆力或许会让他们力不从心。

在讨论这个主题之前，我们需要肯定两个事实：那就是保存某个事件，文字记录并非必要条件，没有文字记录也并不意味着保存不正确或不完整；某个事件，即便是用文字记录下来了，但该记录本身也不一定是完全的或可靠的，记录错误并非没有可能。关于这两点，圣训学家们都有提及。他们不要求圣训一定要有文字性记录才接受之，尽管他们深知文字记录的重要性，尽管他们也肯定书面记录往往要比口传心授更好，但他们同时认定，文字记录的东西，也需要确定它是否被正确记录。因此，在确定记录者对自己的书面记录精通无误的情况下，圣训学家们才会接受或选择他们的记录而非大脑记忆，也就是说当圣训传述者胸中所记与书面所写完全吻合时，他们才会接受被传述的该段圣训。

许多东方学家喜欢坚持“事实”：圣训只是口头传述了两世纪后才被记录，因此它只是随意传播多年的口头传说而已。不幸的是，对圣训研究浅尝辄止的学人中，一直流传着这个误解。事实上，全凭安拉怜悯，这个错误的观点已被穆斯林世界和西方许多大学的学者们的研究驳斥并否定，比如穆罕默德·穆斯塔法·阿扎米1967年出版的《早期圣训研究》和伊米提亚兹·艾哈迈德1974年爱丁堡出版的《逊奈和圣训的价值及它们的早期文献》。

圣训的记载始于先知穆罕默德时期，历史学家巴格达迪的记载表明，先知曾明确允许一些圣门弟子记录圣训。比如：

1、《达拉米圣训集》和《艾布达伍德圣训集》记载，阿卜杜拉·本·阿穆尔说，他们习惯记录听自穆圣的一切。后来，有人禁止他们这样做，理由是穆圣也是人，他有时生气，有时开心。于是，阿卜杜拉就停止记录圣训，直到后来问穆圣时，穆圣说：“你记录我的话吧，指掌管我灵魂的主发誓，这张嘴里只说真理。”[1] 这说明无论生气还是高兴，作为先知的他都只说真理。

2、《布哈里圣训实录》记载，艾布·胡莱勒说：除了阿卜杜拉外，没有比我更能记录圣训的圣门弟子，我还没有着手记录时他就已经开始记录圣训了。[2]

3、《布哈里圣训实录》记载，一个也门人在光复麦加那天来到穆圣跟前问，是否可以为他记录下穆圣的话，穆圣准许，并说：你们为某某之父记录下来。

4、艾奈斯传述：“知识通过记录方能保护。”这段圣训被许多人传述，但传述系统羸弱。究竟是穆圣的话，还是圣门弟子的话，有争议。哈肯等圣训学家辑录了这段圣训，阿尔巴尼认为该圣训可靠。^[3]

因此，毫无疑问，记录圣训的历史从穆圣时期就开始了，而且这个习惯延续到穆圣归真后。阿扎米在《早期圣训研究》详述了记录圣训的五十个圣门弟子。[4] 比如：

阿卜杜拉·本·阿巴斯（伊历前3-伊历68年）渴望知识，他常常就一个问题询问30多个圣门弟子。他似乎记下了他听到的一切，甚至为此雇人工作。通过他传述圣训的人有：阿里·本·阿卜杜拉·本·阿巴斯、阿穆尔·本·第纳尔、哈肯·本·米格萨姆、伊本·艾布姆莱卡、伊克里玛、库赖布、穆佳希德、纳智德，赛义德·本·朱柏尔等。[5]

阿卜杜拉·本·欧麦尔（伊历前10-伊历74年）。他传述了大量的圣训，且传述非常严谨，他甚至不允许字词顺序有所改变，即便字词顺序的改变不影响意思也罢。他有藏书，有一本书是欧麦尔的，纳菲曾多次为他阅读。通过他传述圣训的人有：哲马勒·本·宰德·塔伊、纳菲（伊本·欧麦尔的释奴）、赛义德·本·朱柏尔、阿卜杜阿齐兹·本·迈尔旺、阿卜杜马利克·本·迈尔旺、欧拜杜拉·本·欧麦尔、欧麦尔·本·欧拜杜拉。[6]

阿扎米又列表逐个讨论了伊历第一世纪记录圣训的49人[7]，第一世纪末第二世纪初87个记录圣训的学者^[8]，第二世纪初251个收集并记录圣训的学者。^[9]这几百位学者都记录圣训，并生活在伊历250年前。他们大多生活在欧麦尔·本·阿卜杜阿齐兹时代之前。这个哈里发被误认为是开创收集圣训的先河。他的故事实际上被人误解了，早在他之前就已经有人收集圣训了。[10]

“最新研究证实，几乎所有的圣训都是在圣门弟子时代记录的，一直延伸到伊历第一世纪末。”[11] 这一声明不完全是阿扎米的个人研究，里面提到许多记录圣训的圣门弟子和再传弟子。他还写道：

“我的博士论文确定，即便是第一世纪也有几百本圣训小册子流传。如果加上另外一百年，会很难列出流传的小册子和书籍。最保守的估计也有数千本。”[12]

考证圣训的另一个重要工具就是传述系统，它是专属于穆斯林乌玛的知识。传述系统是指：从被传述信息（圣训）的最后传述人追溯至其最初来源——穆圣（愿主福安之）那里的传述经过。

关于传述系统的价值，阿卜杜拉·本·穆巴拉克意味深长地说：“传述系统是宗教的一部分。如果没有严密的传述系统，那么，谁都可以自圆其说。”[1]事实上，传述系统已经成为甄别圣训真伪的重要标准。直至今天，没有人敢于不提供传述系统就传述圣训。“有这样的人，如果你问他圣训来源，他就沉默。”传述系统一直扮演着保护圣训，确保圣训真实性的角色。早期圣训学家甚至不去理会没有已知传述系统的圣训。

关于传述系统的价值，苏福阳·扫里（卒于伊历161年）这样说：“传述系统是信士的宝剑。没有宝剑何以战斗？”穆斯林学者运用传述系统这个利器，能轻而易举地清除人们带进伊斯兰的旁门左道和歪理邪说。据传述，穆罕默德·本·西林（卒于伊历110年）、艾奈斯·本·西林、扎哈克和欧格巴·本·纳菲等都说过：“圣训知识即信仰，要注意保护你的信仰。”[2] 圣训是伊斯兰立法的源泉，而接受一个人的传述，就相当于接受来自他的信仰方面的教诲。因此，只有传述系统能够准确无误地追溯到先知穆罕默德那里的圣训，才是可接受的。

这个系统比今天的版权系统更有保护措施。哈米杜拉写道：“尽管当今学者在学术工作上会引用重要来源，但即便是最谨慎的文件，也有这两点缺陷：

1、出版物很少或不会核实是否有错误。如果这项工作依赖作者鉴定或者有机会让其本人审核或授权人审核，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2、现今只满足直接来源，不考虑来源的来源并追溯至当事人。而圣训传述绝对不会出现这种现象。”[3]

总之，可以说传述系统是圣训的基本，没有传述系统就无法鉴定圣训的真实性。阿卜杜拉·本·穆巴拉克道出了真理：没有传述系统，谁都可以说自己传述的是圣训，是信仰的一部分。[4] 事实上，传述系统的价值非常明显，不用过多讨论。因此，更重要是讨论传述系统开始使用的时间，如果传述系统真的是在穆圣归真很久后才使用的话，那就没有什么意义可言了。

欧麦尔·弗拉塔在他的博士论文中阐述了圣训传述系统的详细历史。篇幅有限不再详引。关于首次使用传述系统，他的重要结论是：不在场的圣门弟子习惯使用传述系统，但他们习惯在自己和穆圣之间不设置媒介，提到传述系统的现象不明显。圣门弟子们传述一段圣训时，会解释清楚是否直接来自穆圣。圣门弟子们传述的大量圣训都是直接来自穆圣的，虽然传述系统在圣门弟子时期已经开始使用了，但因为那个时代还没有甄别圣训真伪的必要，因此使用传述系统的频率不是很高。

关于要求传述者叙述确凿传述系统的问题，弗拉塔说：艾布伯克尔——穆圣归真两年后归真，是首个要求圣训传述者为自己的传述寻找其他见证人的哈里发——他不见到见证人，就不接受被传述的圣训。哈里发欧麦尔也是如此。他们有意地让传述人提到传述系统，只是想以此方式确定圣训直接还是间接来自穆圣，旨在确定传述的正确性。因此，就在穆圣刚归真的前几年，传述人都明白，他们传述圣训时的首要任务就是确定传述系统的可靠性。内乱时代的哈里发阿里，有时候会让传述人发誓他传述的圣训是直接来自穆圣的。显然，在内乱时代之后，同样需要确定传述人的连续来源。[1]

关于传述人主动提及传述系统的问题，弗拉塔说：当记忆羸弱和带有邪恶目的者开始广为传述圣训时，很多圣训传述人开始主动提及传述系统，以确定自己传述的可靠性。提及传述系统的习惯逐渐流行开来。阿玛施习惯传述圣训时先说：“这是首要问题，”接着就会提到传述系统。沙姆的沃利德·本·穆斯林说：祖赫里有一天说，“我发现你们传述圣训没有关键部分，怎么回事？”之后我们（沙姆人）每传述圣训时都要提到传述系统^[2]。学者们会严厉责备学生学习传自老师的圣训时忽略系统。^[3] 事实上，他们会拒绝没有传述系统的圣训。巴赫兹·本·艾塞德说：不要接受不说“某人告诉我们”的人传述的圣训，也就是不接受没有传述系统的圣训。穆斯林甚至开始坚决要求使用传述系统，对于除了圣训之外的学科，还有历史、古兰注解，以及诗歌等都要求传述系统。

因此，在详细讨论之后，弗拉塔精妙地总结：

1、传述系统首次使用是在圣门弟子时代。

2、艾布伯克尔是要求传述人确定圣训渊源的第一人。

3、基于一二两条，传述人开始主动提及并确定传述系统。[4]

总之，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圣训的传述是完全没有传述系统的。圣门弟子时期，传述系统的使用尚不明显，因为当时圣训传述通常不需要中介，他们大都是直接听穆圣讲述的。（圣门弟子时代的正式结束是伊历110年最后一个圣门弟子归真。）艾布伯克尔和欧麦尔非常谨慎验证圣训的真实性。后来的学者如沙比和祖赫里等的出现，他们让穆斯林意识到提及圣训传述系统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哈里发奥斯曼归真，对抗出现之后，人们更加意识到圣训是他们的信仰基础，他们要谨慎地获取信仰的来源。于是，传述系统和传述系统的运用就成了圣训研究的标准，传述系统学逐渐成为圣训学的一部分。这中状况一直持续到伊历三世纪圣训大辑录时期。[5]

安拉赐福先知穆罕默德的乌玛，用传述系统这一独特的方式保护原初教义。穆罕默德·本·哈提姆·本·穆扎法尔写道：

“真主确实通过传述系统赐予这个乌玛荣耀、高贵和地位，赐予的这些福祉远胜于其他乌玛。没有哪个远古或现代民族能有如此完整的传述系统。尽管有些还有远古存片，但内容已被历史记录混淆，像旧约新约一样不能区分哪些是真正启示，哪些是不可信赖的传述人后来增加的内容。”[6]

保护圣训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对圣训传述人的考证与评价。即便是在穆圣时期，圣门弟子们也常常去穆圣那里确认他们从别人那里听到的圣训。关于伊玛目艾哈迈德、布哈里、穆斯林、奈萨伊等收集圣训的例子，阿扎米教授写道：

“如果考证是为区分正误做努力，我们可以说，它的初步阶段始于穆圣时期。但他们当时只是去穆圣那里确认一下而已。我们发现这种研究源自阿里、欧拜伊·本·卡布、阿卜杜拉·本·阿穆尔、伊本·麦斯欧德的妻子宰奈布等圣门弟子。根据这些研究，可以断定，圣训研究与考证的雏形形成于穆圣时期。”[1]

显然这个让穆圣直接确认圣训的习惯以穆圣归真而结束，之后四大哈里发领导的圣门弟子们习惯互相确认圣训。欧麦尔对确保正确地传播圣训要求非常严格。《穆斯林圣训实录》中可以找到艾布穆萨·阿沙力的例子。欧麦尔警告艾布穆萨，如果他传述给欧麦尔的圣训，找不到见证人的话，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对于这段圣训，阿卜杜·哈米德·逊迪格说：欧麦尔并不是真正怀疑艾布穆萨，而只是想保持圣训传播的严谨性。[2]

另外，艾布·胡莱勒、阿伊莎、欧麦尔、伊本·欧麦尔也都曾核实圣训。有时候他们像欧麦尔那样通过参照核实圣训，有时候他们用时间来检验传述人，核实圣训。《穆斯林圣训实录》辑录：阿伊莎听到传自阿卜杜拉·本·阿穆尔的一段圣训。一年后她让仆人去阿卜杜拉·本·阿穆尔那里再次听这段圣训，确认他正确地传述。结果就像当初她听到的那样，只字未改，这样就确定这段圣训是他从穆圣那里传来的。[3]

这种对传述人的研究，引领了最独特具魅力的传述系统考证学的发展，这一学科详细讨论了数千个传述人的生平、知识水平和道德水准。每个传述人都必须达到道德和学术上的要求，他传述的圣训才能被接受，二者具备，缺一不可。记忆超群，但不够诚实者，传述的圣训再重要也不接受。虔诚可靠，但学术欠佳者传述的圣训，也不被采纳。

因此，圣训学家们用多种方法来核实圣训传述人的熟练和精准。阿扎米说，有四种基本方法来核实传述人的熟练程度。[4] 他举出了例子：

1、比较同一学者的不同学生传述的圣训。比如，耶哈雅·本·玛因阅读哈马德·本·撒立马给十七个学生的书。他说以这种方式，不但能（通过与其他学者比较）发现哈马德的错误，也能（通过与其他学生比较）发现学生的错误。

2、比较同一学者不同时期的陈述。比如，阿伊莎让人问阿卜杜拉一年前传述的圣训。她发现此人记忆的圣训没有改变，知道他准确地记忆着听自穆圣的圣训。

3、比较口头传述与书面记录。比如，阿卜杜拉赫曼·本·欧麦尔通过艾布·胡莱勒传述一段关于晌礼的圣训，说夏季晌礼会比其他季节晚些。艾布·祖拉赫说这段圣训不是传自艾布·胡莱勒的，而是传自艾布·赛义德的。阿卜杜拉赫曼认真记下了这件事，回到家做核对，发现自己错误后，即写信给艾布·祖拉赫承认错误，烦请他告知某某人纠正这个错误。他说改正错误，安拉会给予回赐，因为害羞比火狱要好得多。[5]

4、圣训与《古兰经》比较。这一习惯始于圣门弟子。因为《古兰经》是检验圣训的首要工具。圣门弟子不会接受与《古兰经》抵触的任何圣训，当出现抵触时，他们会认为，要么圣门弟子记错了，要么他们误解了穆圣的圣训。他们知道《古兰经》和圣训都源自启示，不会互相冲突。

除了阿扎米提到的上述四种方法外，还有其他方法，比如，一段圣训与其他相关圣训进行比较，圣训与可知历史事件进行比较等。

伊斯兰中知识的重要性，让许多穆斯林不远万里去确认和收集圣训。

伊斯兰历史上，在保护圣训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独特现象是，学者们不惜长途跋涉，不远万里，去核实他们记录的传述并收集更多的圣训。世界不同宗教团体中，只有伊斯兰乌玛高度保护了经典的正确性和纯洁性。穆斯林因为两点受到祝福：传述系统和寻找圣训。对信仰知识的渴求让许多穆斯林自发地远离家乡故土，数月甚至数年，去他乡考证并收集圣训。对教门的忠诚，对教门基础——圣训的无限重视，促使他们心甘情愿地牺牲今世享受。他们为圣训的收集和考证工作做出巨大的贡献。祖拜尔·逊迪格提到：

“所有这些不同时代的‘传统主义者’为了寻找圣训，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表现出了惊人的毅力。他们对圣训的爱是意义深远的，无止境的，为获得圣训忍受的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不辞辛苦，无私奉献。”[1]

为何早期穆斯林对知识的渴望如此巨大？没有人能够完全答得上来，但可以想象到的原因如下：

a．这些虔诚的穆斯林深知圣训是引领他们实践信仰、紧随先知穆罕默德的脚步，从而更加接近安拉的保障。

b．《古兰经》和圣训都强调追求知识的优越和和知识的价值。

《古兰经》云：

“你说：有知识的与无知识的相等吗”(《古兰经》39:9)

“真主的仆人中，只有学者敬畏他。” (《古兰经》35:28)

圣训云：

“谁踏上了求知的道路，安拉就为他开通了一条通往天堂的路。”[2]

“人死后，一切善功即告终止，只有三件除外：永久性的施舍、裨益人的知识，以及清廉子女的祈祷。”[3]

早期学者认识到知识的价值，知道没有比认识造物主的知识更有益的知识，于是竭尽全力学习穆圣的教导。先贤们寻求知识的故事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清晰的画面。穆斯林为追求知识而长途跋涉，可以说始于穆圣时期。那时麦地那以外的人常会远道而来，来找穆圣询问一些问题，或者来穆圣跟前确认他所派出的特使的传述。从两大圣训集中，我们可以看出部分圣门弟子很期盼有人来问穆圣一些问题。艾奈斯说，他们被禁止询问穆圣太多的问题，于是，他们总希望有聪明的游牧人来麦地那向穆圣询问一些问题。我们可以看看圣门弟子旅行确认圣训的例子：[4]

《布哈里圣训实录》辑录，贾比尔·本·阿卜杜拉旅行一个月，只为获得阿卜杜拉·本·欧奈思传述的一段圣训。塔巴拉尼辑录，贾比尔说，“关于报偿的圣训，我听说埃及有人直接听穆圣说过这段圣训，于是我就骑骆驼去埃及”。[5]

圣门弟子艾布·安尤布费劲心机，想方设法到了埃及，目的就是为了询问欧格巴·本·阿穆尔传述的一段圣训。他告诉欧格巴，直接从穆圣那里听到的该段圣训的人就只剩下他俩了。听到这段圣训后，他就离开埃及回到麦地那。

一个圣门弟子长途旅行拜访法扎拉·本·欧拜德，只是为了询问两人一起直接听到的某段圣训，希望法扎拉有完整的内容。[6]

从这些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寻找圣训的旅行基本上有两个原因：

1、亲密的圣门弟子传述一段圣训，他们没有机会直接听到，因而不惜长途旅行去增加圣训知识。

2、确认一起听到的圣训的内容和意思。即便是圣门弟子也会经常检查，复查和保护他们传述的圣训的纯真度。

再传弟子时代，聆听或确认圣训的热情和意愿并没有减少。穆圣生活多年，逊奈的故乡，许多圣门弟子在穆圣归真后居住的城市——麦地那，是旅行的魅力中心。事实上，任何一个城市，只要有某段著名圣训，都会吸引搜集圣训者旅行前往。

哈提布·巴格达迪关于寻找圣训有一部专著——《寻找圣训的旅行》，本书的看点不只是为学习圣训而旅行的学者，而是它几乎涉及伊斯兰历史上的每个学者。作为学者而不旅行，在人们看了似乎就成了怪事，旅行似乎成了衡量学者的标准了。就像本书编者努勒丁指出的那样，很多旅行往往只是为了一段圣训，而不是所有圣训！[7]

前文描述了安拉保护逊奈的重要方法。事实上，这些保护措施在穆圣时期就已经有了。中间没有时滞，没有信息流失，也没有任何人为地扭曲和篡改。对于早期逊奈的保护，逊迪格有精彩的总结：

“圣训至今是全球穆斯林热盼了解和学习的主题。穆圣时期，许多圣门弟子细心观察穆圣的言行，并积极把这些言行传达给他人。有的人记录下来用来教导学生，有的人保存下来留给家人。穆圣归真后，圣门弟子们分散到世界各地，这就使得许多追求知识的人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搜集圣训。这些活动在全球文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流传下来的学科——圣训学业是空前绝后的。”[1]

这些方法和过程最终让圣训学逐渐达到了顶峰，传述的圣训详细地逐级追溯到穆圣那里。一般而言，学者们不会轻易接受一段圣训，除非它具有可考的、可以追溯至穆圣那里的完整的传述系统。任何一方面的欠缺都会影响圣训的等级，甚至被拒绝而成为为羸弱圣训或伪造圣训。

对圣训学的研究越深入，就越能充分地体会到穆圣教导的完美保存，一如安拉在《古兰经》中的承诺。圣训学家作为研究圣训学的专家，为此奋斗终生，他们一致确认的圣训，就没有任何疑问。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相信并竭尽全力实践到生活中。

比较其他手稿

提到圣训，西方人习惯称之为传统，给人一种随意性和非学术性传说的印象。实际上，这完全不同。传统一词的使用，给人一种圣训没有被保存的假象。西方人另一个普遍的描述就是，圣训的保存跟福音书的保存是一样的。这是一个相当巧妙的描述，其“高明”之处就在于它否定了许多内涵。事实上，许多人研究过福音书，知道它的不可靠性，他们开始寻找基督教之外的其它宗教。而对圣训的如此陈述无疑会先入为主地左右他们对圣训的看法。

圣训精密和科学的保存，与其他早期宗教经典的保存，有着天壤之别。我们简要描述一下，以资对比。在大篇幅讨论旧约的历史后，德克斯总结：

“标准《旧约》不是简单的单一文献，它经过了增删编辑处理。尽管穆萨接受的启示不应该迟于公元前13世纪，更应该是公元前15世纪左右，那么，标准《旧约》就应该往后推迟一些。辨认研究最古老的土层发现，标准旧约不早于公元前10世纪。这些不同的土层直到公元前400年才与标准旧约相融合，也就是在穆萨去世后1000年左右。此外，标准旧约从未完全标准，公元1世纪也就是在穆萨1500年后，至少有四个不同版本存在。而且，如果采纳马所拉学士版本为官方正式标准旧约的话，现在最古老的手稿约成文于公元895年，距离穆萨就有约2300年左右。简而言之，尽管标准旧约有原初内容，但源泉破坏，内容不明，就不可能再追溯到穆萨那里了。”[2]

虽然先知尔萨（耶稣）在先知穆萨后许多世纪才到来，但他接受的启示的保存处境也不好。作为耶稣研究会的成员，许多著名的基督教学者试着确定哪些话真的可以归于耶稣：“《福音》中归于耶稣的82%的话，其实并不是他说的。”[3] 对于福音的历史，他们说：“事实是，希腊福音书的历史，从一世纪到三世纪初发现首部副本，存在大量空白和未知。”[4] 《正统手稿讹化》作者巴特·埃尔曼确定了手稿是如何随时间而改变的。他在论文开始详细说明：“我的论文说的很简单：抄写员偶尔把神圣经典的字词改得更正统，是为了防止支持异见的基督徒滥用。”[5] 这有点本末倒置了，因为信仰基于经典，而非经典基于信仰。

《古兰经》的一致

《古兰经》的本质不同于圣训。因为圣训内容浩繁，而《古兰经》篇幅有限。《古兰经》内容不多，记忆和书写都是在穆圣时期完成的。许多圣门弟子背记整部《古兰经》于心。担心出现在其他宗教中发生的篡改经典的事件，有必要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古兰经》免于篡改。穆圣归真后不久，《古兰经》官方定本立即被发往各地，确保了《古兰经》内容的纯洁。直到今天，无论走到哪里，随便翻一本《古兰经》，都能发现它全球一致。《古兰经》的保存跟逊奈的保存不同，当时穆斯林为保存《古兰经》采取的态度更是无需惊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