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这个主题之前，我们需要肯定两个事实：那就是保存某个事件，文字记录并非必要条件，没有文字记录也并不意味着保存不正确或不完整；某个事件，即便是用文字记录下来了，但该记录本身也不一定是完全的或可靠的，记录错误并非没有可能。关于这两点，圣训学家们都有提及。他们不要求圣训一定要有文字性记录才接受之，尽管他们深知文字记录的重要性，尽管他们也肯定书面记录往往要比口传心授更好，但他们同时认定，文字记录的东西，也需要确定它是否被正确记录。因此，在确定记录者对自己的书面记录精通无误的情况下，圣训学家们才会接受或选择他们的记录而非大脑记忆，也就是说当圣训传述者胸中所记与书面所写完全吻合时，他们才会接受被传述的该段圣训。

许多东方学家喜欢坚持“事实”：圣训只是口头传述了两世纪后才被记录，因此它只是随意传播多年的口头传说而已。不幸的是，对圣训研究浅尝辄止的学人中，一直流传着这个误解。事实上，全凭安拉怜悯，这个错误的观点已被穆斯林世界和西方许多大学的学者们的研究驳斥并否定，比如穆罕默德·穆斯塔法·阿扎米1967年出版的《早期圣训研究》和伊米提亚兹·艾哈迈德1974年爱丁堡出版的《逊奈和圣训的价值及它们的早期文献》。

圣训的记载始于先知穆罕默德时期，历史学家巴格达迪的记载表明，先知曾明确允许一些圣门弟子记录圣训。比如：

1、《达拉米圣训集》和《艾布达伍德圣训集》记载，阿卜杜拉·本·阿穆尔说，他们习惯记录听自穆圣的一切。后来，有人禁止他们这样做，理由是穆圣也是人，他有时生气，有时开心。于是，阿卜杜拉就停止记录圣训，直到后来问穆圣时，穆圣说：“你记录我的话吧，指掌管我灵魂的主发誓，这张嘴里只说真理。”[1] 这说明无论生气还是高兴，作为先知的他都只说真理。

2、《布哈里圣训实录》记载，艾布·胡莱勒说：除了阿卜杜拉外，没有比我更能记录圣训的圣门弟子，我还没有着手记录时他就已经开始记录圣训了。[2]

3、《布哈里圣训实录》记载，一个也门人在光复麦加那天来到穆圣跟前问，是否可以为他记录下穆圣的话，穆圣准许，并说：你们为某某之父记录下来。

4、艾奈斯传述：“知识通过记录方能保护。”这段圣训被许多人传述，但传述系统羸弱。究竟是穆圣的话，还是圣门弟子的话，有争议。哈肯等圣训学家辑录了这段圣训，阿尔巴尼认为该圣训可靠。^[3]

因此，毫无疑问，记录圣训的历史从穆圣时期就开始了，而且这个习惯延续到穆圣归真后。阿扎米在《早期圣训研究》详述了记录圣训的五十个圣门弟子。[4] 比如：

阿卜杜拉·本·阿巴斯（伊历前3-伊历68年）渴望知识，他常常就一个问题询问30多个圣门弟子。他似乎记下了他听到的一切，甚至为此雇人工作。通过他传述圣训的人有：阿里·本·阿卜杜拉·本·阿巴斯、阿穆尔·本·第纳尔、哈肯·本·米格萨姆、伊本·艾布姆莱卡、伊克里玛、库赖布、穆佳希德、纳智德，赛义德·本·朱柏尔等。[5]

阿卜杜拉·本·欧麦尔（伊历前10-伊历74年）。他传述了大量的圣训，且传述非常严谨，他甚至不允许字词顺序有所改变，即便字词顺序的改变不影响意思也罢。他有藏书，有一本书是欧麦尔的，纳菲曾多次为他阅读。通过他传述圣训的人有：哲马勒·本·宰德·塔伊、纳菲（伊本·欧麦尔的释奴）、赛义德·本·朱柏尔、阿卜杜阿齐兹·本·迈尔旺、阿卜杜马利克·本·迈尔旺、欧拜杜拉·本·欧麦尔、欧麦尔·本·欧拜杜拉。[6]

阿扎米又列表逐个讨论了伊历第一世纪记录圣训的49人[7]，第一世纪末第二世纪初87个记录圣训的学者^[8]，第二世纪初251个收集并记录圣训的学者。^[9]这几百位学者都记录圣训，并生活在伊历250年前。他们大多生活在欧麦尔·本·阿卜杜阿齐兹时代之前。这个哈里发被误认为是开创收集圣训的先河。他的故事实际上被人误解了，早在他之前就已经有人收集圣训了。[10]

“最新研究证实，几乎所有的圣训都是在圣门弟子时代记录的，一直延伸到伊历第一世纪末。”[11] 这一声明不完全是阿扎米的个人研究，里面提到许多记录圣训的圣门弟子和再传弟子。他还写道：

“我的博士论文确定，即便是第一世纪也有几百本圣训小册子流传。如果加上另外一百年，会很难列出流传的小册子和书籍。最保守的估计也有数千本。”[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