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马史诗《奥德赛》主要讲述了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在特洛伊陷落后返乡的故事。十年特洛依战争结束后，奥德修斯又漂泊了十年，才回到了故乡伊萨卡。我的伊斯兰之路，和奥德赛的经历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从幼年到最后念作证言[1]，40年的旅程，充满了种种迹象、转折和变故，有的大，有的琐碎，所有这些其实都是我走向伊斯兰的前期准备。

我在波士顿长大。那是浓郁的天主教城市，大多是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也有少量有影响力的社区，如黑人、犹太人、中国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阿拉伯基督徒等。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领域。那里有许多希腊和叙利亚餐厅，我很喜欢希腊沙拉、烤羊肉串、黎巴嫩烤串、碎羊肉饼、地中海粽子、鹰嘴豆酱和各种羊肉餐。

我家里人大多是工薪阶层的保守犹太人。1903年祖父母从沙皇俄国反犹太主义大屠杀中逃生。他们在制衣的汗血工厂工作，掌握了制衣技能，在工会中也积极活跃。后来我成为家里的首个大学生。家里饮食并非纯粹的犹太餐，但从不吃猪肉。所有节日和斋戒也都遵守，安息日和节日都会和父辈去犹太会堂。

我们那个犹太会堂隶属于保守派，接近于正统，但更现代主义：非常传统，但女性不完全隔离。我在六岁时入希伯来学校，1948年见证了以色列国的诞生。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就像关于纳粹和集中营的会谈和布道，充斥着大街小巷。后来也有许多幸存的难民移民到此。

那时美国仍然有许多反犹太主义者，特别是在美国南部和中西部，在波士顿同样也有。希腊人、叙利亚人和意大利人都很友好，波士顿的爱尔兰人不太友善，这个问题一直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的祖辈时期。幼年时期我经常被人追赶、被吐口水、侮辱和暴打，他们甚至脱我的裤子，更让人脸红的是他们还要看割礼后的样子。

我的希伯来语老师是两个以色列兄弟，他们是正统派，1948年战争的退伍军人。从他们那里我学到了现代希伯来语，吸收了很多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和宗教教义。我更加虔诚，成了热心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我相信犹太人需要自己的家园，以免再出现一个希特勒，因为那些爱尔兰孩子的态度不断在强化着我的担忧，而且我在美国也没有家的感觉。我想在基布兹（以色列集体农场）度过一生。

我的父亲是一个音乐家和合唱班指挥家。他有优美的男高音，偏爱传统音乐，而不是东方人的美妙音乐，他喜欢用悲伤的嗓音领唱。在我们的犹太会堂，大家用一个非常东方的读法诵念《讨拉特》，我很喜欢听。最近我听朋友颂读《古兰经》时，感觉和那声音几乎相同。

即便现在礼拜时，我也清晰的记得正统犹太会堂赎罪日的传统，那是最神圣的斋戒日，相当于阿舒拉日。领唱者代表会堂领唱，犹太礼拜者整齐划一，诵读就代表了叩头，他们在父亲优美嗓音的带领下做的很好。当时我就在想，如果是真正的叩头而不是象征性的就最好不过了。

八九岁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电台，里面每天都播放当地的民族社区节目。我就开始听犹太意地绪语、希腊语、亚美尼亚语，特别是阿拉伯语的节目。我爱上了这个语言的歌曲和声音。我试着理解新闻，对比阿语和希伯来语，发现现代希伯来语缺少阿拉伯语中的几个字母。这个节目改善了我的希伯来拼写，让我赢得了希伯来语课上的奖品。我还记得，在听写考试时，我曾用阿拉伯语口音帮助朋友作弊。

高中时，我找到了波士顿的公共图书馆，那里的图书有一个专门的类别：古典音乐。里面有几乎所有种族的民族音乐，但我特别钟情于中东阿拉伯语、土耳其语、波斯语，然后是印巴语。我学习辨认不同地域的风格、乐器和韵律。我最爱乌德琴，也跟着录音伴奏自学演奏杯形手鼓。有一次，也门犹太演奏团从以色列来波士顿表演民族乐和舞蹈，我被他们的服饰和音乐着迷。他们的希伯来语发音也非常标准。

高中时的好友对我的影响也非常大。他喜欢读哲学、诗歌和宗教文献。我对宗教感兴趣，也读过印度教、佛教和道教的经典，当然也有《古兰经》。《古兰经》里的故事与《圣经》里的非常相似，但我总觉得那是反犹太的。里面把耶稣描绘成一个先知，而不仅仅是个拉比。对此，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天主教同学问我是否信仰耶稣时，我也这样回答，他们显然对我的回答很不悦。

我提到这些小事，是因为里面有不可否认的伊斯兰文化成分：语言、宣礼声的韵律、《古兰经》和社会交往等。实际上，这些对一般的西方人，包括西化的犹太人来说，是非常的陌生和具有异国韵味的。这些年我接触过很多不同的文化，但对伊斯兰文化却非常熟悉和热爱，甚至有点乡愁的味道，让我更加容易接受和跟随伊斯兰。

后来，我到了犹太高中，学习犹太历史、希伯来语和《讨拉特》，也增加了阿拉米语和《塔木德》。但语言仍旧是我的主要兴趣。有一天我在想，如果主命令我这样做，我就去做，但如果没有主呢，我信仰主吗？我也不知道，也许是不信。接着，我就失去了信仰。那年我15岁，可以想象我父亲有多么的伤心和心烦。

许多人害怕地狱的威胁，严厉宗教环境中成长的天主教和新教原教旨主义者更甚。在学校被修女毒打，为自己身体的本性感到羞愧的人，更乐于离开宗教。事实上，后来他们也变得非常的反宗教，感到像出狱一样自由。我的感觉与他们不同，我会感到悲伤和损失，但无能为力，虽然知道信仰对我会有安慰，但却没有那样做。六七十年代的生活，偶尔会痛苦偶尔也会渴望。

杰弗里朗在书中提到自己的伊斯兰信仰时说，无神论者感到的空虚寂寞，是有信仰的人所理解不了的。无神论者认为世界就是一个荒谬的意外，科学终将回答一切问题，生活没有实际意义，死亡就是结束。你可以通过子孙影响世界，塑造历史千秋万代，太阳死亡后人类征服其他星系，但150亿年后，宇宙终将灭亡或陷入黑洞，最终还是绝对的虚无和无限的空虚。生命没有意义，死亡更加可怕。那个年代，真理和道德滑坡，享乐主义至上。许多无神论者自称能感受到宗教人士对他们的轻蔑，但我尊重他们，也经常羡慕他们的安全与舒适。

一夜之间，我从极端的正统派人士变成了地道的无神论者，尽管我还爱犹太教的语言、文化、音乐、食物和历史。我是一个奉行民族主义的犹太教徒，仍然是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依旧是一个政治哲学，而不只是一个宗教问题。事实上，那时候正统派中也有很多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目前这种宗教弥撒亚式的犹太复国主义，并不是出现在1967—1973年以色列封锁巴勒斯坦时期。我想成为一名闪族语历史语言学家，但我报考的大学都没有接收我，接收我的大学并没有阿拉伯语甚至语言学专业。

1960年代，在大学里，我接触了更多有不同信仰和背景的人。第一次知道了新教徒、美国黑人和外国穆斯林。不再有反犹太主义者，我也开始享受和欣赏美国的多元文化，积极与国际学生互动。大二学期末，我开始吃熏肉和猪排，也帮助组建犹太复国主义学生组织，成立校园分会并首任主席，并在大四时成为新英格兰地区分会的副主席。

我们许多人是政治左派，大多是工薪阶层，也有自由民主党派和共产主义者。我们属于亲劳工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反麦卡蒂，尼克松，众议院非美裔行动委员会。我们尊崇罗斯福，休伯特·汉弗莱，阿德莱·史蒂文森。我们是劳工犹太复国主义，基布兹集体农场主义。当时，许多犹太人仍然是社会主义或属于自由民主党，大多是工薪阶层，没有现在这么成功。40年代，右翼自由党的扩张主义理论和恐怖主义活动猖獗，我们视之为狂热分子和疯子。

我在中东参加过学校讨论会。19岁时，我觉得自己无所不知。大学教授是叙利亚人，我觉得他是穆斯林。我自大地去告诉他一些事情，鉴于他明显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反以色列姿态，他对我的表现给予了非常大的宽容和忍耐。对我论文的评价也客观温和，主要是我写的内容太片面了。我开始关注事情的另一面，也意识到自己吸收了太多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忽略了很多重要的信息。虽然我没有得到很高的评分，但我学到了很多知识。哈达德教授让我明白：一个人是可以兼顾世俗和宗教的。

与此同时，我逐渐卷入公民权利和反越战运动，也加入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参与便餐静坐抗议。我也帮助建立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大学分会。我的专业课是宪法学和国际关系。1963年8月去华盛顿特区参与“华盛顿运动”，距离有精彩演讲的马丁·路德·金博士只有60尺的距离。

15岁我失去信仰，22岁再次失去犹太复国主义。我仍旧有自己的民族传统，虽然我开始对许多犹太人的家族主义感到不舒服，感觉自己像是个美国人一样为美国奋斗。我想成为一个社会学教师，但就业市场很不景气。在高中母校代课两年后，出于投机和改变工作前景的理想主义，我加入了美国和平队，为避免被送往越南，我选择了去东非的乌干达。

在这个美丽的国家我非常开心，附近有尼罗河源头维多利亚湖，在尊师重教的氛围中教学。我学了新的语言和新文化，爱上了非洲和印巴烹饪。我在的内地小镇事情不多，有空我就会去看印度电影。我特别喜欢印巴著名的穆斯林配音歌手穆罕默德拉菲，尤其是他的赞圣歌曲，让我想起了父亲唱诗班的音乐。我也非常享受东非海岸线上伊斯兰也门阿拉伯氛围：肯尼亚蒙巴萨岛、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和桑给巴尔岛，也有了第一次不是在好莱坞/宝莱坞电影中听宣礼声的经历。即便是电影中悲伤的音乐，也总是穿透我的胸膛，深入我的心灵。

我学了两门非洲语言——斯瓦西里语和乌干达语。斯瓦西里语对我来说非常容易，因为它一半的词汇都是来自阿拉伯语，实际上更像希伯来语。但斯瓦西里语是班图语系，我着迷于斯瓦西里语和乌干达语的异同。我头脑中有了一个想法：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也许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我要学习语言学，但现在是班图语系而不是闪语系。接着，我就申请了研究所读研。

1969年，我通过中东和欧洲回家，经停以色列。那时候我不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了，但即便是，我也很惊讶自己竟然对它那么失望。我知道一部分是文化冲击的结果，我离开了非洲内陆小镇，离开了热爱的工作和人们。但以色列人的无礼和自大仍然让我吃惊，他们更像是美国对法国的刻板印象。从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但我不能克服本应是自身文化和人民的疏远。

原则上来说，我拒绝访问西岸，因为他们在那里建立犹太定居点，但东耶路撒冷，我忍不住要去拜谒。站在所罗门神庙、岩石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旁边，我感触很深，但那时候还难以形容心里的感觉。现在想来，我感受到的是神圣，那是一种伊斯兰的神圣。更让我心烦的是，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人的明显歧视和二等公民待遇，即便他们已经是本国公民也罢。我成长在美国的亚文化中，犹太人始终都是公民权利、劳工和公民自由的最前沿的争取者。可对我来说，我在以色列发现自己不是犹太人。

接下来的十年，我在洛杉矶度过。1968年，我迷失了，这也是美国现代历史上最重要最骚乱的一年。虽然心里有所准备，但回到美国还是十分失望。白人隔离黑人，学生争取民主现代运动成了一群胡说的毛派，言论自由堕落成了肮脏诽谤。除了偶尔反战或反尼克松游行外，我不再参与政治。70年代，曾被吸引后来又排斥加州的享乐主义。感谢真主，我的本性和受到的犹太教育让我守住自己，全神贯注于研究、攻读博士学位和从事教学工作，之后结婚，离婚，寻找体面的学术职位。这十年，两件事让我很愤怒：以色列利库德政府建立定居点，残害巴勒斯坦人；与南非联盟。我从一个非犹太复国主义成为坚决反犹太复国主义者。更让人气愤的是美国犹太社区的下意识支持。我对利库德的反对，只好默默地进行。难道我们忘记了数年前都一致认同的贝京之流的疯狂吗？

电视采访中定居点的几个犹太人，他们显然就是美国的犹太人。他们在美国长大，有着犹太价值观，在美国都在争取公民权利，但他们去了定居点到底做了什么呢？而且以色列的犹太反对者比美国还多。我感觉自己被出卖了，对这些非常惭愧和厌恶，当然，其他犹太人也有同感，只是他们不会说出来。美国著名的激进报人史东和支持巴勒斯坦的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1979年我刚离婚，未能获得终身职位，也很想念非洲，就去了内罗毕大学做语言学助理教授。我出发前父亲刚归真几周。到了学校，我和来自蒙巴萨岛的穆斯林系主任及历史学教授关系亲密，也慢慢和苏丹的阿拉伯语教授成了好朋友。我们经常一起在学校餐厅用午餐，他们知道我是犹太教徒，出于尊重和避免尴尬，我从不吃猪肉，而且我在很久之前就不再吃了。我们的话题很多，经常会谈到中东、伊斯兰和犹太教，他们反以色列不反犹太教让我很惊喜，我是犹太人反以色列让他们很惊讶。

工作之余我会补足未竟的阅读，期间重读了《圣经》，《旧约》澄清了许多古史年代表的混淆，也第一次读了《新约》，也重读了《古兰经》。我对伊斯兰的早期历史不是很了解，阅读中我对穆圣和圣训很欣赏。我也再次感受到了经训中对犹太人的谴责，记忆中《圣经》中对犹太人的谴责一点也不比《古兰经》少。当犹太人一而再的被驱逐出巴勒斯坦，拉比和犹太会堂被牧师和祭祀取代时，他们没有吸取教训，被驱逐出麦地那时，他们也没有吸取教训。他们理应受到谴责，但却说和欧洲犹太人情况不同，甚至是和哈里发时期西班牙犹太人也不同，难道他们和埃塞俄比亚甚至中国的犹太人一样缺乏《塔木德》吗？顿悟是个障碍。

智者说，如果你的信仰羸弱，假装有信仰，那信仰就会加强。非洲人无论是基督教徒，穆斯林还是新教徒，都是有精神追求的。对于他们来说，无神论是不可思议和可笑的。想想自己，也经常会被问到信仰，但我从没有说过自己是无神论者，至少我是想要有个信仰的。可我不能说要像大马士革路上的保罗那样，灵感一现就有了信仰。对我来说，似乎说出的信仰慢慢能来到自己身上。

我像自己的英雄托马斯杰弗森一样，变成了一个自然神论者。也许，我会加入新英格兰地区的大众组织——一神论教会，他们接受耶稣是先知的概念，里面有许多有社会良知的前犹太教徒，三位一体基督徒和自由知识分子。

还有一个因素对我的信仰有影响，那就是我加入了内罗毕的交响乐管弦乐队/合唱团。他们虽然是业余的，但表现的却非常卓越。复活节我和朋友去听他们演奏莫扎特的安魂曲，那是葬礼上的音乐。但它的宗教感强烈，庄严华丽，令人敬畏和激励人心。它不仅音乐优美，内容还十分有宗教色彩，主要是赞美主，谈死亡、复活、最终审判、永生等，听得人潸然泪下。第二天，我就加入了他们的合唱团。

接下来的三年，我们演唱了各种杰作:贝多芬、勃拉姆斯、巴赫和威迪尔等人的弥撒曲、安魂曲和宗教剧，尽管这些都是基督教的东西，而且其中还提到耶稣的神性，但对我没有什么影响，我只是帮助演奏美妙音乐而已。尽管如此，里面谈到的造物主的部分，深深打动了我，帮我重拾对主的信仰。当然，今天我也不会再唱“我知道我的救世主是活神”之类的句子了。

后来，我恋爱了。她是索马里知识分子，幽默迷人年轻的单亲妈妈，带着两个漂亮的孩子阿里和优素福。她英语有限，我索马里语外行，但我们用斯瓦西里语交流却非常轻松。我们计划着结婚，但遇到了一些实际问题。

内罗毕大学在加快非洲化的进程，作为一个老外我待不了多久。我要在年迈以前找到一个新工作，也许是一个新职业，也许是美国国务院或非营利机构的职位。而对她来说，就一个问题，我还不是穆斯林。我误以为穆斯林能和有经人结婚，她立即纠正了我，男人可以，女人不行。

她向我介绍伊斯兰，我也从同事和朋友那里学了很多知识。我相信独一的真主是宇宙和万物的创造者，相信伊斯兰的认主独一概念，也了解了什么是以物配主，知道了占星术和手相的谬误，也相信耶稣是一个使者，相信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是所有人的先知和使者，不再说穆罕默德不是犹太人的先知。

我不再吃猪肉，也不赌博，偶尔会在美食节小酌葡萄酒。因为和平工作队的因素，我已经感受到了非洲和伊斯兰民族的谦逊，家庭教育的舒适，不再是美国七八十年代性革命和自我主义对家庭的瓦解。成为穆斯林对我来说似乎已经很近了，但1983年的时候，还有什么阻碍呢？

事实上，有两个主观上的问题。首先，我的身份和传统问题。我觉得基督徒改变信仰也并不痛苦，德国天主教徒改为路德宗或犹太教徒或穆斯林，他仍然是德国人。而我首先是美国人，其次才是犹太教徒，我绝不认为自己是祖辈的苏联人。但在美国这个移民国家，再怎么适应也会带着自己的民族或种族文化。尽管我不想把犹太人视为犹太教徒或视为一个社区，但我还是不愿意失去这个身份。其次，我的阻碍来自我的家庭。虽然我不是正统派，但家人都支持以色列，大多数还都是热心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与阿拉伯人不共戴天，我知道他们也会视穆斯林为敌。我担心他们否认我，说我疯狂甚至叛逆卖国。再不济，我也怕他们伤心，毕竟我依然爱他们。

而客观问题是，我的合同到期了，没有续约，希望返回美国另谋出路，之后更好的回到东非。但这对我来说非常困难。我回到美国后，无房无收入，甚至还没有套装。那是二十年来在美国过的第一个冬天。我买了件羊毛套装，三条领带和一件冬衣。还买书学习如何写简历，填写联邦就业申请表格，寄居在华盛顿朋友家，找遍所有有关东非的政府机构、咨询公司、私人志愿性组织，直到自己身无分文回到波士顿，吃住在妹妹家。但那里和我工作相距很远，同时我还要经受文化冲击、破产、天寒地冻、中年危机和异国热恋，我得服用抗抑郁药。现在我可以开玩笑似的回顾那段生活，但当时的痛苦和担心异常难受。那之后，我做了成年以后的第一次礼拜，慢慢的，我经常礼拜，努力坚持礼拜。当时我就发誓，如果能回到非洲娶到所爱，就会宣布信仰真主成为穆斯林。

后来，我找到一个临时看仓库的工作，条件很差但有饭吃，可以坐公交，可以去干洗店洗衣服。之后，我遇到了另外一个机会。尴尬的是，那是在一所当地学校的咨询办公室做接待员，四位雅皮士面试官一定是把我想象成了42岁的失败者，出于各种担心，我也没有做具体的自我介绍。工作期间，学生们应付考试，接待室的电话也不多，看到有工作信息我就会发出申请。政府部门有一个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外教机会，地点在埃及，我感觉距离东非很近了，就提交了申请。又过了一周，六个月前投过简历的代理处打电话让我去华盛顿特区面试，到了之后发现已经满员。我想尽办法让他们见一下我，尽管已经满员，我只是因为有事耽误了，他们答应见面，顺便说还有一个工作机会，但是在索马里。

“索马里，”我几乎喊了起来，“那更好了啊。”

“真的？”对方很惊讶。

“是的，我非常想去那里。我熟悉当地的文化和宗教，”我大声说。脑海里已经在畅想如何一个小时内从摩加迪休飞到内罗毕和未来的家人见面。我把我的相关资料都给她，也把相关联系方式给她，告诉她可以核实上面的信息。我觉得，只要她操心，我就可以拿到这份工作。

期间还有另一个机构为我面试，甚至带我去看了小隔间的无窗办公室。我很兴奋地回到了波士顿。感谢真主，我有选择的机会了。一个是一年可续合同，在干旱炎热的非洲；一个是北弗吉尼亚州带退休金计划的行政部门，在无窗办公室工作。

两周后，非洲项目的人事打电话邀请我做摩加迪休的英语项目总监，有48小时的时间可以考虑。我想选择这个工作，但家人说我考虑事情不经过大脑，应该选择华盛顿的工作，否则一两年后还是回到起点。我说我是非语学者，我的工作经历对我会有很大帮助，各方面我也都联系好了。我接受了索马里的工作，开始了自己的旅程。后来，另一个机构发给我简讯说没有无窗办公室的机会了，也没有任何解释。

知感主，真主的引导让我做了正确的选择，我工作之后就可以结婚了。我写信告诉学校辞职，要去美国驻索马里大使馆做项目总监，落款是莫尔德博士。当然，在去摩加迪休的路上经停内罗毕几天，和索马里姐妹有一段感人泪下的重逢。我为我们的将来做着各种规划，但问题是我签约时的状态是单身，也就没有家庭或住房福利。此外，我也不知道能在索马里待多久，会不会喜欢这项工作，但我可以经常到内罗毕出差，最起码还可以打电话。当然，她也可以回索马里探亲，年幼时离开后她还没有回来过。

慢慢的我发现项目的工作非常有趣，有一些教学任务，更多的是行政管理和使馆事务。大多数学生都是高级政府官员，我还和一部分索马里人成为了好朋友。工作之余，有完全不同的生活。索马里的城市文化和现象比非洲其他地方更加中东化。我在乌干达和肯尼亚待了七年，懂得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的热情，旅行出差都没有问题，到哪里都宾至如归。但摩加迪休给了我很大的文化冲击。我不懂索马里语，没人懂斯瓦西里语，受过教育的索马里人更多的是讲意大利语，他们不讲英语。最坏的是通讯系统，座机占线，邮局暴热。唯一有效的就是电报服务。邮局的邮件完全靠不住，除非走外交邮袋。有时候还几乎联系不到内罗毕。

尽管如此，我在这里过得也很开心，享受这里的风景和空气，享受着意大利和索马里美食，从家到办公室步行就能游览大海，发现不一样的风景。我住在市中心老城区，后面是意大利使馆。早上听着附近清真寺抑扬顿挫的宣礼声起床，工作时间依照当地穆斯林时间周日到周三上班。周五时我会四处转转，经常会逛到使馆后小清真寺外边的小巷上，白色没药树和乳香的味道让人很享受，那时我会停下来听清真寺里做主麻的声音。

在清真寺外，我首先听到的是人们等待伊玛目演讲前的读经声，马上想到了自己在犹太会堂时，老人们早晨读《诗篇》的沙沙声，给我一种非常舒适的乡愁感。之后，我走到另一条路上，听到伊玛目颂读《古兰经》的声音，就好像安息日早上读《讨拉特》的陶醉声，乡愁越发浓郁。但这些并没有让我想回到犹太会堂，因为伊斯兰让我感觉到更加舒适和亲近。

在索马里，我也慢慢地开始学索马里语，朋友教我很快学会了问候用语，普通名词、动词、亲属称谓、数词和时间表达方法等。许多索马里词汇借用了阿拉伯语，就像斯瓦西里语借用了希伯来语。但索马里语和斯瓦西里语差别很大，因为工作繁忙时间有限，我们的课程内容变成了对话，我们一起谈文化、宗教和政治。朋友博学，足以区别真正的伊斯兰文化、流行的本地文化、伊斯兰之前的文化和那些让我烦恼的迷信。

之前有一段时间，朋友曾提议请一位谢赫来见证我的信仰。那时我在犹豫，顾虑家人的看法，但后来想到他们距离十万八千里，我在这里生活的安心舒适，伊斯兰让穆斯林同事和朋友对我亲密友善。于是，我就告诉朋友邀请谢赫来见证我的信仰吧。他询问了我之前的信仰，我告诉他曾是犹太教徒，不是基督徒，没有三位一体的概念，放弃了猪肉，饮酒，赌博和奸淫，他确认我理解了伊斯兰的五大功修后让我念了作证言。未婚妻建议我取名穆斯塔法，我也很喜欢这个名字。

在这么久的犹豫和耽搁之后，我感受到了极大的安慰，那比我想象的更加让我振奋。索马里的朋友都非常高兴和兴奋，纷纷喊我姐夫。前往内罗毕前，我选购了一些金银首饰。与索马里不同的是，在内罗毕结婚需要在首席法官见证下念作证言，并获得官方的信仰文件。

我和妻子重新念了作证言，法官见证了我们的婚姻。几天后，我飞回摩加迪休继续工作。知感主，一年后我43岁，成为一个漂亮穆斯林男婴的父亲。飞到内罗毕和妻子简短的讨论之后，我同意了妻子的取名建议，儿子取的是圣门弟子哈立德·本·沃立德（愿主喜之）的名字，而我也有了小名叫艾布·哈立德（哈里德之父）。

也许你会问，家人是否知道我的信仰和婚姻，是的，没有多久我就告诉了他们，他们没有吃惊也没有反对。作为中年人，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家人也会因为我的幸福而开心。毫无疑问，哈立德的出生更让他们喜欢，家人非常渴望见到妻子和孩子。待到哈立德一岁之后，我趁假期带上妻儿回到波士顿，另外两个孩子正在肯尼亚东北部的穆斯林寄宿学校读书。

家人的盛情款待让我们感受到了无比的温暖，我们也看望了想见的亲戚。毫无疑问，作为孙子的哈立德成了大家的焦点。妻子为母亲、妹妹和阿姨带来了礼物，她们也回赠了礼物。家人可能觉得我娶了穆斯林，穆斯林应该是可以嫁给犹太人或基督徒吧。其实，他们不知道我已经有30年不再实践犹太信仰了，之前的妻子也不是犹太人。如果他们问到的话，我会如实说；如果他们不问，我会找合适的时间告诉他们。后来，我也告诉了他们，他们说不上喜欢，但没有吃惊或排斥，对我依旧温暖和关爱。

没多久，工作合同到期，我又失业了。“不识优素福的新法老到来”，新主管说英语项目没有效果，决定取消。我遇见了这一天的到来（受教育的人讲意大利语的较多），同时也申请了也门的类似工作。但由于争取的力度不够，又像家人所说的那样回到了原点。

其实，也不完全是那样。1988年，我一个人离开内罗毕回到美国，依旧是冬天和无业，但这次有所不同，我有存款，有新技能和更好的简历，也学会了求职，在华盛顿也有了一定的人脉和西服，更重要的是，我带回了信仰而不是抗抑郁药。很快，我找到了商店的工作和教书的兼职，但对教书的工作逐渐冷淡，也处理掉了穿了三年的套装，一直尝试找更好的工作。两年后，我把妻儿也接到美国，我们努力工作，托靠安拉。

四年后，穆斯林邻居告诉我，一个伊斯兰协会在招聘英语教师。我立刻打电话询问并和主任预约见面。感赞真主，我做老师并兼任编辑工作。有点讽刺的是，还是在北弗吉尼亚州的无窗办公室，但不同的是，这里是伊斯兰环境，周围全是穆斯林兄弟，有很多都是卓越的穆斯林学者，我喜爱他们也尊重他们并向他们学习。我的工作内容是阅读伊斯兰书籍，编辑伊斯兰稿源，撰写读书书评。每天的工作都在学习《古兰经》、信仰、法学、穆圣传记、伊斯兰历史和阿拉伯语中度过。感赞真主，引导我走上了伊斯兰的正道，让我沐浴在伊斯兰的吉庆之中。一切赞颂全归养育全世界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