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想起阿司匹林药片时，首先会想到它中间的标志。设计这个标志的目的就在于帮助取半剂量的人用药。我们周围的每个产品，从交通工具，到电视遥控器，无论它们有多复杂或有多简单，它们各自都有符合自己特性的设计。

“设计”，简而言之，就是指本着共同的目标把各个部分融洽地组合在一起。根据这个定义，不难理解，汽车也是一个设计产品。因为它有既定目标，那就是载人运货。它的发动机、轮胎、车身等各个部分都是为实现这个目的而在车间被设计和组合在一起的。

那么，生物又是怎样的呢？鸟和它的飞行也可以被设计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回想一下前面提到的汽车的例子。同样，鸟的目标就是飞。为实现这个目标，空心的骨骼、强健的肌肉、可悬空的羽毛被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翅膀具有空气动力学结构，满足鸟自由飞翔时空气的新陈代谢的需要。很明显，鸟也是有一定设计的“产品”。

如果研究其他生物，也会有类似的结果。每个生物都有各自精细的设计和缜密的构造。如果进一步深入研究我们自己的话，我们也会发现我们自身也是具有一定设计的“产品”。机器人再先进，也无法与人手的握纸功能相提并论。照相机无论再发展，也无法与人眼的视觉功能相媲美。

由此，我们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大自然中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都是被设计的。反过来，这些生物又反映着维护一切生命、拥有绝对能力与智慧的创造者的存在。

但这一事实被19世纪中期形成的进化论所否认。进化论假说是查理斯·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中提出。他认为：生物最初从非生物演化而来，现存的各种生物是从共同祖先通过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等演化而来。

依据这个学说的基本主张，所有的生物都要经历一个时期的巧合变化。如果这些巧合变化有助于生物适应环境，并存活下来，那么，它就能超越其他不具有有利变异的生物个体，把通过变异积累的优点遗传给下一代。

这一假说似乎非常科学，在世界各地流传并被很多人信服了140多年。但是，当在高倍显微镜下仔细观察，并与生物的创造设计进行比较研究的时候，达尔文的学说看起来只不过是一种互相矛盾的恶性循环而已。

首先让我们看看“巧合变化”。因在他们的时代缺乏宗谱知识，达尔文不能给这个观念提供一个全面的解释。追随他的进化论者就提出了“基因突变”的概念。基因突变就是生物基因随意的断开，断层或转变。但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在历史上没有一个基因突变表明它是改善遗传基因的条件。几乎所有的突变都伤害或者让生物变得丧失能力，余下的一些则没有特别影响。因此，认为通过基因突变来改善生物，无异于向充满希望的人群扫射，来保留更健康更先进的个体。一派胡言！

同样，即便有人假设基因突变真能改善一个生物的状况，但与所有的科学数据相冲突的进化论仍不能免于崩溃瓦解。其原因就在于“不可化约之复杂性”的概念。

这一概念暗示，生物的主要系统和器官必须相互协作发挥各自的功能，一旦有一个出现病变或者失去功能，足够让整个系统和器官出现病变。

比如，耳朵只有通过一系列小器官的连锁反应才能听到声音。取出或毁坏中耳的任何一个器官，就什么也听不到了。为了能听到声音，听道、锤骨、砧骨、镫骨、鼓膜、耳蜗、震感器和连接大脑的神经网、大脑中的听力中心等器官，无一例外都要相互协作。这个系统不能分段进化，因为没有那一段能够独立运作。

因此，“不可化约之复杂性”概念从根基上粉碎了进化论。事实上，真正有趣的是，达尔文本人同样也担心这些特殊的未来。他在《物种起源》中提到：如果将来能证明通过一连串微小变化不可能形成复杂的器官，那么，我的进化论一定会全盘崩溃。无论如何，我是不能够找到这样的器官的……（查尔斯·达尔文《物种起源》，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年第一版复印本第189页）

在19世纪科学尚未成熟的时期，达尔文不能也不希望发现这样的器官。但20世纪的科学通过研究生物的细微结构，证实大多生物的结构具备不可化约之复杂性。因此，进化论正像达尔文所担心的那样“全盘崩溃”了。

当我们研究生物时，我们不仅要看达尔文的巨大错误，更要见证这些系统背后的伟大智慧。从鸟的翅膀到蝙蝠的头骨，无论在任何地方，我们都能发现这些机能。因此，我们将会看到真主之创造毫无错误的确切证据。真主的创造能力正如下节经文所示：

“他是真主，是创造者，是造化者，是赋形者。他有许多极美的称号。凡在天地间的，都赞颂他。他是万能的，是至睿的。”（《古兰经》5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