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吉·易卜拉欣·哈里里·艾哈迈德，曾用名易卜拉欣·哈里里·菲尔普斯，埃及科普特教会牧师，研究神学并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的高学位。他也曾研究伊斯兰,试图找到缝隙攻击它。现在，他和四个孩子都信仰了伊斯兰，而且其中一个孩子还是法国巴黎大学的杰出教授。他用一种非常有趣的方式为大家揭秘他的信仰历程。

1919年1月13日，我出生在亚历山大，从小被送到当地的美国传教学校学习，并在那里读完了中学。1942年，我获得艾斯尤特大学的大学文凭，随后开始专攻宗教研究，准备考入神学院。考入神学院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没有教会的特殊推荐信，不通过各种各样高难度的考试，是不可能有入学资格的。幸运的是，我获得了亚历山大阿塔林教会和另一个教会的推荐，通过各种考试之后，我确信自己有资格成为一个宗教人士了。后来我又获得了斯奴杜斯教会的推荐，这个教会里有不少埃及和苏丹的牧师。

1944年，斯奴杜斯教会批准我进入神学院学习，师从美国和埃及教师，于1948年毕业。我以为自己会被派往耶路撒冷，但巴勒斯坦因战事紧迫，我被派往埃及北部的阿斯纳。同年，我在开罗的美国学校注册写论文，写关于穆斯林社区中传教士的活动。我对伊斯兰的了解始于神学院。我在那里研究伊斯兰和所有的方法论，目的就是找出动摇穆斯林的信仰、增加他们对伊斯兰的误解的方法和途径。

1951年，我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硕士学位，被派往艾斯尤特神学院教学。我在这所学院教授伊斯兰。神学院也通过伊斯兰的敌人和反对它的传教士，来传播对伊斯兰的一些曲解和误解。这期间，我决定拓宽自己对伊斯兰的研究，这样一来，我就不能仅仅依靠传教士的著述了。我非常自信能辩证地看待其他观点，因此，我开始阅读穆斯林作者的著述，也开始读《古兰经》，理解它的意思。对知识的向往和自身求知欲望的驱使，让我想找更多的证据来反对伊斯兰。结果恰恰相反。研究之后，我自己原先的立场却开始动摇，内心也开始激烈斗争，我意识到自己研究并传播过多年的每一件事，原来都是错的。但我不敢面对自己，我试图克服内心斗争，继续自己的工作。

1954年，我被派往阿斯旺，任德国-瑞士传教使团秘书长。名义上是秘书长，实际上是在埃及北部，特别是在穆斯林中间进行一些反伊斯兰宣传。当时在阿斯旺大瀑布宾馆举行了一个使团会议，我代表发言。那天我讲了很久，再三强调对伊斯兰的曲解，演讲结束后内心再次斗争，我开始考虑自己的立场。

我开始问自己，为何我要说那些话呢？所有这些事情都让我自己很清楚，自己就是个骗子，所说的那些并不是事实。会议结束前，我借口离开并单独回到家中。我完全动摇了。当我步行穿过费亚尔公园，听到收音机里诵读《古兰经》的声音：

“你说：‘我曾奉到启示：有几个精灵已经静听，并且说我们确已听见奇异的《古兰经》，它能导人于正道，故我们信仰它，我们绝不以任何物配我们的主。’” (《古兰经》72:1-2)

“当我们听见正道的时候，我们已信仰它。谁信仰主，谁不怕克扣，也不怕受辱。”(《古兰经》72:13)

那一夜，我内心深处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平静，回到家中整夜独自在图书室阅读《古兰经》。妻子询问我熬夜的原因，我恳请她让我单独待在房间。我停顿了很久，思考并沉思下面的经文：

“假若我把这部《古兰经》降示一座山，你必定看见那座山因畏惧真主而成为柔和的，崩溃的。”(《古兰经》59:21)

“你必定发现，对于信道者仇恨最深的是犹太教徒和以物配主的人；你必定发现，对于信道者最亲近的是自称基督教徒的人；因为他们当中有许多牧师和僧侣，还因为他们不自大。当他们听见诵读降示使者的经典的时候，你看他们为自己所认识的真理而眼泪汪汪，他们说：‘我们的主啊!我们已信道了，求你把我们同作证真理的人记录在一处。我们是切望我们的主使我们与善良的民众同进乐园的，我们怎能不信真主和降临我们的真理呢!’” (《古兰经》5:82-84)

还有这节经文:

“他们顺从使者——不识字的先知，他们在自己所有的《讨拉特》和《引支勒》中发现关于他的记载。他命令他们行善，禁止他们作恶，准许他们吃佳美的食物，禁戒他们吃污秽的食物，卸脱他们的重担，解除他们的桎梏，故凡信仰他，尊重他，援助他，而且遵循与他一起降临的光明的人，都是成功者。你说：‘众人啊！我确是真主的使者，他派我来教化你们全体；天地的主权只是真主的，除他之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他能使死者生，能使生者死，故你们应当信仰真主和他的使者，那个使者是信仰真主及其言辞的，但不识字的先知——你们应当顺从他，以便你们遵循正道。’”(《古兰经》7:157-158)

经过那一夜之后，我做出了最终的决定。早上我跟妻子——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的妈妈谈了谈。她一听出我对伊斯兰的倾向就哭了，找使团团长瑞士人沙维特斯先生寻求帮助。此人非常老练，他询问我的真正意图，我坦白告诉他真正目的，他建议我先停职，研究研究再答复我。我交给他辞呈。他劝我推迟再说，但我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就散布谣言说我疯了,我因此遭受了非常严峻的考验和折磨，直到我永久地离开阿斯旺返回开罗。

在开罗，我被引荐给一位可敬的教授，他帮我渡过难关，那时候他并不知道我的经历。因为我的自我介绍和对伊斯兰的向往，让他把我当作穆斯林，尽管当时我并没有正式信仰伊斯兰。他是财政部副部长穆罕默德·哲玛鲁博士。他对伊斯兰研究非常感兴趣，想要把《古兰经》翻译成英语在美国出版。他让我协助他，因为我从美国大学拿了硕士学位，英语流利。他也知道我曾准备对《古兰经》，《旧约》和《新约》进行过比较研究，我们合作完成这个项目，共同翻译了《古兰经》。

当哲玛鲁博士知道我辞职待业时，推荐我到开罗标准文具公司工作，让我很快又有了工作。我没有告诉妻子信仰伊斯兰的目的，在她看来，我忘记了这件事，短暂的危机也随之消失了。但我非常清楚，我信仰伊斯兰的正式宣誓，还需要一段很长时间，很复杂的过程，事实上我选择推迟到处境渐佳，完成研究之后才进行。

1955年，我完成了研究，生活也恢复了正常。我从公司辞职，开店销售文具和学校用品，生意非常好。于是我决定宣布正式信仰伊斯兰。 1959年12月25日，我给埃及的美国传教使团团长汤普森博士发电报，告诉他我信仰了伊斯兰。当我告诉哲玛鲁博士我的故事时，他完全震惊了。我宣布信仰伊斯兰时，新的麻烦又来了。七位前使团同僚尽最大能力劝我放弃，但被我拒绝。他们恐吓我，让我妻子与我离婚，我说她想做什么很自由，他们又恐吓要杀死我，但当他们发现我非常坚定时，就让使团的一位老朋友找我。他在我面前哭得很伤心。我在他面前诵读这节经文：

“当他们听见诵读降示使者的经典的时候，你看他们为自己所认识的真理而眼泪汪汪，他们说：‘我们的主啊!我们已信道了，求你把我们同作证真理的人记录在一处。我们是切望我们的主使我们与善良的民众同进乐园的，我们怎能不信真主和降临我们的真理呢!’” (《古兰经》 5:83-84)

我对他说：你听到《古兰经》，认识真理却拒绝时，应该害羞地对安拉哭泣。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劝动我，就放弃了。1960年1月，我正式信仰了伊斯兰。

那段时间，妻子离开我并带走了一切。值得宽慰的是，孩子与我在一起并信仰了伊斯兰。最热心的当属长子艾萨克，他改名为奥斯曼，之后二子优素福，三子塞缪尔改名哲玛鲁，女儿马吉达改为纳吉娃。奥斯曼是哲学博士，巴黎大学教授，讲授东方学和心理学，也是巴黎《上流社会》杂志的撰稿人。

妻子离开六年后，决定于1966年回来，但要保持她自己的信仰。我接受了，因为在伊斯兰中宗教无强迫。我对她说：我不会让你为了我信仰伊斯兰的，等你确定之后再信仰也不迟。她认为她现在已经信仰了伊斯兰，但因为担心家庭，还不能公开，我们视之为穆斯林女性，斋月孩子们都斋戒礼拜时她也斋戒。女儿纳吉娃是商学院学生，儿子优素福是药理学博士，哲玛鲁是工程师。

自从1961年到现在，我一直在出版书，涉及伊斯兰、传教士和东方学者反伊斯兰的方法论。现在准备进行三个一神教中女性地位的比较研究，特别是伊斯兰中妇女的地位。

1973年我去麦加朝觐。目前我在宣传伊斯兰，并在许多大学和慈善团体举办研讨会。1974年我接受苏丹的邀请，参加了许多研讨会。现在我的时间全部用于服务伊斯兰。

因为我的伊斯兰信仰是通过阅读《古兰经》和《穆圣传记》实现的，所以《古兰经》和《穆圣传记》，是我最关注的伊斯兰特色。我不再相信对伊斯兰的误解，一神论深深地吸引了我，那是伊斯兰最为重要的特点。安拉是独一的，任何物不像他。这一信条让我成为独一无偶安拉的仆人。独一的安拉将人类从所有形式的奴役中解放出来，那才是真正的自由。

我非常喜欢伊斯兰的宽容原则，也非常喜欢安拉和仆人之间的直接联系：

“你说：我的过分自害的众仆呀!你们对真主的恩惠不要绝望，真主必定赦宥一切罪过，他确是至赦的，确是至慈的。在刑罚来临你们，而你们不获援助以前，你们当归依你们的主。”(《古兰经》 39:53-54)